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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“上楼”后,如何稳得住?家门口就业最受青睐

发表于:2019-10-13


全省最早农民集中居住区变身新型社区的背后——

农民“上楼”后,如何稳得住?

占地984亩的宿迁市宿城区屠园乡古河社区,是全省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农民集中居住区。2014年以来,该乡中楼、陈海、新路、徐墩和合兴5个村4324户农民,先后整体搬迁到社区158幢楼房里,1.7万农民变成新市民。

“青壮年外出打工,社区常住人口约9000人,以老人、妇女、孩子为主。”9月16日,古河社区党委书记张程告诉记者,作为全市农房改善示范项目,社区近几年主要探索把农民集中区变成新型农村社区,让农民融入城镇圈,而不是“被集中”“被上楼”。

社区不是“村庄+”,要整合资源平台,让居民进一个门办事

社区与村庄治理模式并存,是“撤村并居”社区的“通病”。其实5年前,古河社区也是这个治理“套路”,名为社区,实为“村庄+”,连5个村的“三大员”都“原封不动”。

当年社区服务大厅里,并排坐着原来5名村会计,各村人还找各村会计办事,社区只是顶“帽子”。一旦遇到公共服务事项,矛盾就来了。如停电停水、屋顶漏水,就不知该找谁。

“开支还找原村支书审批。”原徐墩村会计朱发良说,“5名村会计各买一支笔,要分别开5张发票,5名村支书分别签字,再分别到社区财政部门报销。”

村社分治不融合,居民哪来归属感?在宿城区委组织部指导下,2016年3月古河社区党委成立,5名村书记“转型”为网格支部书记,并当选社区党委委员,重新分工;建立社区党委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“三位一体”共治机制;所有资源整合到社区统一服务平台,大厅5名村会计减为1人,摒弃“村自为战”。

“农民由‘熟人村庄’进入‘陌生社区’,融合至关重要。怎么融?以党建统领身份角色、服务方式和治理体系融合,形成社区共同体。否则,人在高楼心在村,新型社区还是一个互不认同的‘大杂院’。”宿城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张永杰说。

社区拒绝“权力型管理”,倒逼干部转变作风、敲门服务

社区物业公司经理、原中楼村支书刘家伟曾被居民气得要辞职。

“有人在楼道扔垃圾,我们这边清理,他那边还扔。一旦清理不及时,邻居就投诉,弄得我们两头受气。派人蹲守,终于逮到乱扔垃圾的人。他不占理,嘴里还不干不净,我们不能还口,还要赔笑脸,心里憋屈。过去当村干部,谁敢?”刘家伟说,“找乡党委书记提出撂挑子,他却让多理解居民,别指望‘管卡压’,还支招‘以服务感化人’。”

张程坦承,进社区后,干群关系明显疏离,居民普遍不买原村干部的“账”。后来,社区办了两件实事,扭转了被动局面。

社区有两处广场舞聚会点,每天上百号人上厕所可是大事。社区投资60多万元,新建改建两座公共厕所,不仅跳舞大妈叫好,也受到住在一楼车库老人们的欢迎。

社区依托宿迁国土局扶贫项目,共同投资460万元,建成钢结构农机库1416平方米、维修库720平方米,解决农机具露天堆放问题,还招来两家农机售后维修代理商,增加集体租金收入。

“我们物业团队的办公室,就在小区里,随叫随到。有人叫我‘书记’,我忙纠正,自称‘服务员’。”如今的刘家伟熟悉社区每一个单元。

社区人气取决于就业密度,家门口就业最受青睐

集中居住后无钱可赚,加上生活成本提高,是导致一些“撤村并居”小区人心涣散、频唱“空城计”的主要原因。可贵的是,当年古河社区产业配套规划在先,同步建设5万平方米工业集中区,入驻的11家企业吸纳2000人就业。

“现在和潜在的就业需要都很大。”屠园乡党委书记高锦荣说,原有工业集中区的企业已满,今年再扩50亩的工业园区,建6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招商,预计吸纳2000人就业。“人心稳、社区兴都系于就业。”他清醒意识到产业支撑的作用。

通过人口结构分析,50岁到65岁“准劳力”就业不充分、生活压力大。社区重点招引加工、家庭手工类项目,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,并从麻将桌上“解放”出来。鼓励干部招商引资,发展社区经济。

“当了3年多村支书,从未出门招商。看到社区‘闲人’多,我提醒自己,不能满足当‘搬迁书记’,还要当‘发展书记’。”原陈海村支书马超辉说,去年硬着头皮首次去宿迁招商,还成功一个,拿到一笔外贸加工订单,就是钉纽扣、缝花边。小钱不小,一年让社区七八十个妇女挣20万元劳务费。“有空就看法律书、研究合同,生怕签错字、上当受骗。”他认为,社区比农村工作复杂,不学习寸步难行。

增收与减负并举。除对贫困户搬迁兜底安置外,对“手头紧”无力一次付清新房差价款的农户,允许用土地租金抵还4年房款,给他们缓冲时间。最近,又在探索共有产权房屋安置,减少农民搬迁成本。

社区以人为本,助推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同步“上楼”

“农民进社区,一年左右就有变化。”屠园乡党委副书记宋良新将其概括为“三多三少”:进门换鞋人多了,随地吐痰丢垃圾人少了;晚上散步跳广场舞人多了,怕丢人公开吵架人少了;打12345投诉电话人多了,相互串门人少了。

“这些变化,有的要肯定,有的要引导,有的要研究应对。”宋良新说,“社区有两个池塘,清淤改造后,将其打造成两个环形景观步道,满足居民赏景健身需要。居民文化需求见涨,服务要有提前量,不能坐等居民意见纷纷才补课。”

农民变市民,勤劳习惯不能变。当年,社区为居民准备800多份公共菜地,每份一分地,每年租金80元。如今,七成居民退了地,或嫌菜地远,或嫌农具不全,或嫌种菜脏、鞋上沾满泥。“人变懒了!”一位居民自嘲说。

“缺少城里人的产权意识。包括我,社区至今无一户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。”社区民政会计王召继说,办证要交契税,可大伙认为,过去农房交过了,现在楼房就不该收,交一不交二。尽管不在理,可罚不责众。大伙都不办证,也就不交物业维修基金。小区目前大的维修,都靠乡政府“出血”,这哪能持久?

“出礼比以前多了。”原徐墩村书记徐业清说,过去住在自然村,遇到红白喜事,没人情往来的一般不邀请。现在,一请就是整个单元,成为惯例,礼尚往来便多起来,人情负担加重。再就是白事吹喇叭,至少吹一天,全小区家家听到。这些旧习俗,都得慢慢改。

“全区新型农村社区有单村改建、整村合并和多村融合3种模式。社区新不新型,主要看两条:一看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是否处于核心地位,二看人的城镇化实现程度。”宿迁市政协副主席、宿城区委书记裴承前认为。

本报记者 林 培

本报通讯员 姜振涛 张黎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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